记忆中，我对档案的最初认识，缘于父亲的一次平反：教育界是当年“文革”的“重灾区”，父亲就是在那场浩劫中被错划成“右派”。那年，我刚刚出生，襁褓中的我随父母下放到农村。身份的落差让能说会道的父亲整天沉默少语，就连我也无故成了“黑五类”后代，没有玩伴，人家象避瘟疫一样，远远地躲着我……

    这种沉默生活直到我十三岁那年，党中央“拨乱反正”对十年“文革”浩劫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集中清查处理。父亲仿佛看到了希望，他不停地向上级教育部门申诉，但遗憾的是：教育局怎么也找不到父亲当年的档案，包括对他处理的只言片语。时隔数十年，父亲的档案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就是没了踪迹。父亲还是照样不停地申诉，包括寻找当年参予此案的当事人，三次去西安，五次上衡阳，旅途的劳累自不必说，单申诉的材料摞起来就有好几尺高。这样来来回回三年问题都没有得到完满的解决，父亲气得差点把申诉材料烧了，可心里又觉得憋屈，整天眉头紧蹙，能说会道的父亲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劣质的烟草成了父亲唯一的消遣方式。

    就在父亲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他从前教育界的的一个老同事，风风火火地跑到我的家里，还在门外就嚷到：老袁，老袁，有希望了……父亲听到这没有头绪的话，也不知是喜是忧，自嘲地说：“这么多年，没希望咯？”“真的，你的档案找到了，有希望了”这时的父亲脸上洋溢着难得的笑容，但心里还是犯嘀咕：为了找档案，市教育局档案室就差翻了个底朝天了，为什么在不抱希望的时候它自己就出来了呢？怎么找到的？这时老同事告诉父亲：“你的档案资料不在教育局，是在邻近一家科研单位找到的，是他们在清理档案时，发现有教育局的档案，就退回来了。”这时的父亲才真真切切地相信眼前的事实，有了这份迟来的档案，父亲很快就平反了。至于，父亲的档案是如何流失的，又是如何流落到八杆子打不着的科研单位，这些都不重要了。

    同样与档案有关的事也发生在我的身上，不过没有父亲那么悲怆，我只有惊喜和自豪。原企业改制，我比同期入厂的职工整整多了三年的工龄，为这事有人还告到上级主管部门，只有我心里最清楚：打开尘封的档案，三年偏远山区的支教历历在目……

    那年，我正好高中毕业成了“待业青年”。父亲希望我能复读，报考师范类专业好接他的班。我婉拒了父亲的安排，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支教工作，通过考核和短期的培训，我被委派到酃县（现在的炎陵县）的一个偏远山区支教。虽然，我在心里有所准备，但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更差。学校就建在一个相对平缓的小山包上，教学条件很简陋，虽然大山里树木多，可学生用的课椅大多破烂不堪，师生的饮用水则要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很远的山坳下去挑。更让我害怕的是到了晚上，大山里没有通电，用于照明的是一盏山里人用的马灯，光线很暗。晚上掌灯也怕，仿佛窗外有许多双眼睛在盯着你，山风伴着树枝的响声让人瘆得慌。不掌灯更怕，树影倒映在窗台上，随着山风不停地变幻着影子，课椅和门窗被山风吹得吱吱作响，大山里很静，这些细微的声响听得真真的，而且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遇到雷雨天的晚上，那更是怕得要命……

    好在老校长是本地人，个头不是很高，有着山里人的憨厚和质朴，对我们城里来的伢子更是照顾有加。师生的饮用水都是他天还没亮就挑满了，我们日常用品都是老校长从山下带回来。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在学校的附近的山凹里开垦了一块菜地，解决了师生的吃菜问题。老校长的话不是很多，他用行动默默地关心和爱护着我们。每到晚上，老校长总爱到校区内转转，只要有一点点响声，老校长会习惯性的干咳两声，到后来我们也习惯了，只要没有听到老校长的咳嗽声，我们倒睡不踏实。

    第一个学期就这样在惶恐和老校长的关心下很快过去了，最让感动的是来年开学的时候，老校长早早地等在长途汽车站，同来的还有几个高年级学生，他们都是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帮我来拿行李。老校长显得特兴奋，不断地嘘寒问暖，当时，我都感动得差点落泪……后来听老校长说，全公社三个支教青年只有我回来了，也只有我坚持完成了三年的支教工作。教育局领导给予了我很高的评价，按当时的政策，三年的支教工作可计算工龄，直到我参加工作后早把这档事忘了，不想在企业改制的时候，我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父亲因档案沉冤得以昭雪，我则因档案获得了实惠。更重要的是，我在三年的支教工作中，养成了吃苦耐劳、严谨的工作态度。这在我后来从事档案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深知档案不论对企业还是个人都是一个真实的回顾，我们每天都在用行动和智慧书写着自己的档案。接手档案工作以后，我努力做到边学边干，边干边提高。我不仅熟练掌握了档案管理的业务技能，还自学了档案管理计算机应用程序等相关知识。每天面对着这些不会说话的案卷，一个再单调不过，再平凡不过的岗位上，我克服了浮躁不安的情绪，有的只是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

    我爱档案管理工作，更崇尚档案工作的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