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二十世纪60年代初，那位民族研究学者那一次偶然的田野调查,也许就没有5００年前山林契约的现世，也没有锦屏文书凤凰涅槃的抢保漫漫长路，更不可能有锦屏文书“历尽风雨见彩虹”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今天。

    锦屏文书的发现，与其说杨有赓先生田野调查的一次偶然,不如说是学者善于发现视角之必然。

    几百年来,在锦屏契约文书文化沃土生息繁衍的我们,对 “锦屏文书”这一的民间文化遗存，不但熟视无睹 ,而且毁之而后快, 土改、“文革”时期，契约文书被视为“封建糟粕”清缴烧毁，上世纪80～90年代，幸存未烧毁的契约,又在清理档案时被烧掉。想当年,珍贵无比的锦屏文书遭遇无奈充数窗户糊纸的厄运!任其霉变氧化、虫蛀鼠咬变成纸砖、纸粉……

    直到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的三卷本《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在日本问世，我们才发现自家居然还藏着值得别人漂洋过海来觅寻的奇珍。

    我们庆幸上天恩赐的同时, 难道不更应该反省，为何总是逃不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魔咒?!还有多少类似这样的宝贝,我们不当家珍,不经意间当垃圾或毁或弃?!

    有谁数得清,还有多少民间碑刻被充当青石板、垫脚石、铺路石；还有谁数得清,还有多少象卦治《奕世永遵》那样的摩崖刻石难逃淹没的命运；还有多少民间独门技艺面临或已经失传,还有多少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嘎然间被划上休止符……

    生活中这等事例还少么!

    如果前事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后事尚可追,我们才不会象躺在米仓出门讨饭吃的乞丐,在后来的日子里追悔莫名?！

    罗丹的“生活中往往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善于发现美的眼晴”真乃至理名言！我们应该感谢杨有赓、唐立、武内房司、张应强, 感谢英国牛津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师大、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及北京三联书店等专家学者,感谢柯大卫、姜穆、段宝林等这些人，正是他们才让我们抓住了机会的最后尾巴，使处于濒危状态“锦屏文书”，正在急剧消亡的民族瑰宝得到及时的发掘抢救。

    有位名人说“垃圾是放错地方的宝贝, 宝贝放错地方是垃圾”,直到今天锦屏文书还不时被放错地方 , 遭遇“热在外面, 冷在里面, 红火在国外，冷淡在国内,急在县里, 凉在乡里, 冷在村里、烂在家里”的尴尬境地。

    想当年,锦屏文书“灯下黑”的日子，值得我们深思, 任由被人出借、拍照、复印甚至走私贩卖,看着受《档案法》保护的珍贵契约大量流失。

   而痛心疾首的有识之士多方奔走呼吁,征集保护之举，遭遇轻蔑耻笑和扣上“不务正业”、“好出风头”的帽子。此刻，我们庆幸，“锦屏文书”遇到了许多杨有赓式的“伯乐”，摆脱老死糟枥间的梦魇，今天才会有机会目睹它“千里马”那般驰骋疆场的风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