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我从当时的县政府办公室调入县委档案馆，当时的档案馆归口“两办”管理（即县委办、政府办），挂靠县委办，属于一个机构，所以手续很简便，一个招呼之后，人就过去了。由于档案馆紧邻政府大楼，之前有过几次“借便”探访，并且“偷偷”溜进库房“侦察”了一番，对“档案”多少有了一些了解，但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档案，而是那里的“资料”，所谓资料，就是书也，虽然不多，却很撩人，这些“古董”，外边是看不到的。那时改革开放方始，各种“禁书”陆续面市，但这里的“资料”则像档案，依旧封藏在它的“保鲜”层内。我是爱书的，既然被我探知，我当然不会放过，我肯定要尝尝这个“鲜”，这不，机会来了。

    到档案馆的企图就是为了看书似乎也单纯了点，但这并不奇怪，如果我们看看“禁书”面市被读者蜂拥抢购的情景，就不难想象“书”在当时的诱惑力，一本《辞海》还未到货，便要托人到书店事先预留。所以能够坐在书堆里工作真是一种享受。不过档案馆的资料确实少之又少，尽“瘾”之后，并不满足，只能将目光移向档案——这是当然的，毕竟档案才是馆藏“主食”，我们工作的主要对象还是档案，然而档案可“读”吗？

    第一回切入文件，与档案作贴身“交流’，是我进馆后不到一星期的第四天，当时我随馆内的一位老同志一同到某乡镇驻点帮助清理积存文件材料，这一去便是大半个月。积存文件很多，成堆成捆几乎塞满一房间，我们的清理就是在这成堆的文件中找出有用的档案，因此每份文件几乎都得“过手”一遍，那时的“清档”没有太多的“规矩”，就是把它当作一件“手工活”，捡拾、剔除，剔除、捡拾，师傅带着徒弟，手传口授，只要认为有用就是档案。所谓“有用”无非“三原则”：第一，本单位形成的；第二、非本单位形成但具有较强针对性的；第三、普发性但具有较强政策性的。掌握了这“三原则”，一切都OK了。至于“捡拾”之后怎么甄别归类？那就看你的理解跟判断，似乎也没有太多讲究，依然是照着文件看。老同志的传帮带很简单，其要领就是直接看文件内容，怎么“看”？考验着一个人的耐受力，因为这个“看”是要给自己施加压力、施加“强迫症”的，你的“强迫症”愈强，你的耐受力可能就强，因此这个“简单”其实不简单，它是在训练一个人的职业习惯的。

    起初我是不大屈服这种“强迫症”，毕竟“读书”与“读档”还有不同，何况那时一个刚满20出头的我，甫到新部门便一头扎进“烂纸堆”里，闻着从中散发的霉气味，心里还在发闷发怵，何来再给自个“强迫症”呢？后来老同志因事中途先回单位，留下我一个“驻守”，显然他是把这摊子交给我了，无奈我只得学会强迫自己，依着师傅的“葫芦”画“瓢”，至少“看”下去，过个“场”，对自己也有个交代吧！

    清理积存文件是我入门学习档案专业的第一课，没有理论，只有实践，我的体会有两点：一是动手；二是动脑。动手是“做”，动脑是“看”。都说档案是一门专业性、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这个“很强”，就像京剧里头的唱念做打，既要展示扎实的基本功底，也是体现功底之外的敬业与职守。

    “强迫症”渐渐把我锤炼成“适应症”。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恢复、整顿”几乎成了那个时候的主攻目标，而与之相衔接的“巩固、提高”则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目标”拿下之后的实质跟进与推进，可以想象，那时的“整顿”就是档案事业的起步，而“清档”作为“整顿”的重中之“重”，关乎着整个大局，须知，“清档”实际上也是担负着抢救历史档案的使命，是“建档”的基础，所涉面广，机关、乡镇、企事业等几乎无不面临繁重的“清档”任务。因此，你的“强迫症”必须有所适应，必须尽快调整进入到适应性的习惯中来。“读档”便是我在“清档”过程当中对“看档”角色的扭转，虽然“看”作为一般过目性的浏览是为应对非常时期“抢救档案”的匆匆需要，但“读’”显然将“节奏”放缓，当然不是那种缓不济急，而是心的沉浸，可受力的增强，档案工作其实需要的正是这种“沉下来”的心志。

    辗转了多少个“清档”战场，整理出多少数量可观的案卷，“手工活”锻造出一双分拣、装订等流程作业的利落巧手，或问，这就是你的成功收获？回答必定当然，但并非全部，在我，“读档”也许更为重要，它才是我对职业认知并从中获益的关键，记得我在乡镇清理档案时，屡屡会发现一些看似与“档案”无关实则有价值的材料，究竟归不归档？让人犯难，并且这些材料又多是手抄件，有的简直就是随写一类的记事本。印象比较深的如“茶叶制作工艺流程”，就是我在仔细阅读后几经犹豫之下归档保存的，当时我问该乡镇档案员有用吗？她则说没用，说这是她丈夫心血来潮胡乱编写的，都是土办法，闹着玩的。原来她丈夫是公社的农技员，对茶叶制作有所偏好，偶尔会给社员（农户）指点指点，那时（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缺乏这方面的资料，而为了便于“指点”，遂自拟了这份“土办法”。我看“土办法”自有它的优长之处，至少都是纯良的手工技法，拿来归档，让人见识一下当初的手工原质，了解一下那个年代当地的生产技术有何不可？

    “读档”让我有了自己的理解跟判断，这也是我由“强迫”到“适应”再到“兴趣”的一段转向过程，而最后“兴趣”决定的又不单纯是为兴趣本身，换言之，不是读读而已，似乎还另有所图。80年代中后期，档案馆的定级考评陆续启动、展开，作为“主体”，其考评的内容当然是全方位的、综合性的，但又是基础性的，因此，对“档案”进行任何方式的“手术”整治，都是很自然的，而“读档”则像一面窥镜，可以发现很多问题，这种“发现”是置于整个系统链上的考虑，比如玉石不分、归类不当、鉴定失准等等，但在我，可能还有为了另一番的“兴趣”指向所在，也许兴趣谁都会有，但我的“兴趣”实在够特殊。为了定级考评，突击加班加点是必然的，记得有几次加班至晚上10多点钟，其他同志都已陆续离去，独我一人留在库房仍在翻看档案，那时我负责的是刚从市公安局接收进馆不久的“敌伪”档案（民国档案）的整理编目，整理当中，兴致迸发， 不单因为“敌伪”二字让人好奇，牵出的东西也是神秘诱人，果然里面就有我痴迷入心的——我在阅读那个时候的社团档案，所谓“社团”，不过都是些秘密帮会组织。解放前夕的邵武，帮会林立，狐鬼满路，其中的“星月侠义社”影响当为最甚，而且留下的档案材料也较为完整，因此成了我拣选阅读的重点，阅读成迷，竟到夜半，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年轻气足炫为资本也许是一个方面，但“兴趣”的支撑显然更为重要，而“兴趣”所及“指向”的另一端，无疑就是编研了。

    我们总要给“读档”找到一个“出口”的路径、一个落脚的归宿。比如通过“读档”，可以分向发现和解决业务链上可能出现的诸个问题，也可以拿来作相关的课题研究，发表一己之见，或者用来制作汇编中的“二次加工产品”，等等，这些都是可能的，而“编研”于我则是最有可能，当然，我不是在这里吹牛夸示，而是想通过“读档”，将自己的“兴趣”作为一种分享和共享。所以，我想象当中的“编研”并不难，编，不过“汇编”而已，研，就是我的“阅读”，我将我的“阅读”作为“二次加工”汇编出去，多少年了，我就这么“编”了，尽管数量不多，层次也低，都是一些酸薄的“白皮书”，但不论怎样也算不枉我的那份“读档”兴趣跟热情。

    身边的档案，我在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