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档案在你身边”的题目，鼻翼间仿佛又飘来一缕缕呛鼻难闻的樟脑味，视线也变得模糊了，头也似乎立即痛了起来，一幕幕如烟往事又一次浮现在了眼前，挥之不去，令人慨叹。

    那是1986年冬，当我第二次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回来两年后，所供职的甘肃庆阳地区司法处派我参加《庆阳地区志》的编写工作，当时除知道该志书是全国首部地区史志外，还知道要接触档案材料，至于查档工作的难易，可能遇到的问题，思维尚是一片空白。

    随着这项被庆阳地委、行署誉为重大社会工程的全面启动，我的查档调查范围也由近及远，不断拓展。先是在地区、各县档案馆查阅，后来又跑到省上、邻省和国家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期间，单位虽给我派了一名助手，但每一卷、每一页档案必须先从我手下过，经过选择、挑选，然后才各抄各的。

    翻着那一页页发黄的故纸，闻着浓烈刺鼻的樟脑味，盯着一行行字迹模糊、辨认吃力的油印、石印卷页，我的眼前仿佛展开了一片新天地。那些闻所未闻的陈年往事，那些从各种史书上很难见到的地方史料，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珍贵文献，强烈地吸引着我，刺激着我的神经，使我手不停歇地翻下去、读下去、抄下去，实在太累了，依然手不释卷，目不停看，笔不停挥。我从内心里惊叹这块在古代貌似落后的边陲之地，居然曾是先周文化的发祥地，义渠戎国的立国之地，秦始皇修建的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所在地，车辚辚、马萧萧的声音似乎穿过了历史时空在耳际鸣响；黄帝曾在此问医于岐伯，狄仁杰、范仲淹曾在此为官，断案守边；这里也是王符、李梦阳、傅咸等文人墨客的诞生地。后来，它又成了著名的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土地上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旧址，大山深处打响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抗大七分校在豹子川办过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志丹、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庆阳踏下了足迹。究竟是那些先哲伟人的冥冥在天之灵激励着我不停地翻，还是那隐藏在千年、百年、数十年尘封中的光华鼓舞着我再看、再看，当时我真有点说不清。

    任何工作，只要你一门心思地钻进去，就会体会到其中的无限乐趣，但同时又会尝到更多的苦辣，尤其是从辽阔无际的档案海洋里捞自己所需要的“针”。

    有一年冬天，我去一个县级人民法院查档，由于基层单位的档案很少有人查阅，加之对建档重视不够，这个单位连一个正规的档案室都没有。我和助手只能蹲在没有架炉子的会议室里翻阅、摘抄，实在太冷了，站起来跺跺脚、搓搓手，走出门外晒晒并不温暖的冬阳。

    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我因天冷蹲在档案员的单人床上，插着电褥子，围着被子，好不容易查到了一个民国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区级调解委员会委员的人，经向当地老人打听，得知他尚健在。我喜出望外，赶忙找了一辆旧自行车，沿河岸半山的羊肠小道向20多里外的他家中赶去。我之所以这样急切，是因为在此之前我已在两个县“按图索骥”过的两个人早已作了古。这次，我想既然有人说的有鼻子有眼，肯定当有其人。

    夕阳的金晖洒向了山野，洒向了茹河，干枯的山地显得那样妩媚，奔流的河水波光粼粼，牧后的羊群发出“咩咩”的叫声欢快地奔向河边，劳作一天的农人收拾好农具早已踏上了归途。静静的山路上，炊烟缭绕的村头上，只有我孤身一人匆匆赶路的身影。当我汗流浃背，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人所在的村，打听到了他的家，一脚踏进了陇东地区常见的土崖庄园时，便看到了一位耄耋老人正在院内干杂活。我不禁心中暗喜，看来他还耳不聋、眼不花，一定能给我提供有价值的材料。我顾不上擦一把汗，便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了要了解的问题，但他却言称不知，我以为他是对当过国民党基层调解委员心有余悸，因为这样的事是常有的，我便再三给他做工作，申明是为了搞清史实，不涉及个人问题，可他依然对所问的档案上的事一无所知。原来他是一位同名同姓者，我真正失望了。

    在同档案打交道的二十几年中，类似上述劳而无功的事情又何止一件、两件，而更多的却是在那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去调出自己所需要的案卷，辨析、拣择、去粗取精，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一次，我在全区6个县的档案中都查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县级法院设立公证员办理公证的事，惟独在同伴先后两次所去的最后一个县找不到此类材料。对此，我颇生疑惑。经过认真考虑，分析情况，我认为该县在五六十年代既是大县，文化、经济相对发达，其它县统一开办的工作，该县不可能没有。于是，我决定自己亲自去查。我和同伴调出档案后，他一看几个卷的卷封、卷号，说是他已经查过的，劝我不必再看了。但我却固执地翻开了案卷，开始重新“过滤”那些已被同事翻过两遍的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捞出”了我所需要的材料。由此，我悟出一个深刻的道理，要写出信史，必须要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要敢于“自以为是”，不轻信他人，为求一字真，不惜破万卷。

    查阅完了地、县的档案，我的足迹开始向省外延伸，当我在陕西省档案馆查档时，利用闲暇去了在西北大学当教授的舅爷家。在我从小到大的成长中，舅爷对我的教诲可谓多矣，可这一次他对我查档案的事说了多少我已记不大清了，反倒是大字不识的舅奶对我说的一句话，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记忆犹新。她的话是这样说的：“查档案不容易，一般人都查不上。你要多加小心。”她的话虽不多，意思也很明确，但却说明了在普通人心目中，对档案工作的神秘面纱仍未完全揭去。听了她的话，当时我并未向她解释80年代以来对档案的解密，如何进行档案利用等政策性、原则性的道理，只是默默地把她的话记在心里，因为我对她的心情的理解更多于对语言的理解！我深知过去那连绵不绝的历次政治运动在普通人心灵上打下的深刻烙印，就是凡是查档、外调的人都是祖孙三代政历清楚，本人政治上绝对可靠，组织上放心重用的人。以我这样父亲有过“右派”、“黑帮”历史“污点”，又没有经过党的长期考验（当时我才入党几年）的人，如在当年，万难通过政审而去担当查档重任，更何况去查一些敌伪档案和被内部限制利用的档案。舅奶的话是长期以来阶级斗争阵痛在人们心灵上留下阴影的真切显现，也是鞭策我搞好工作的动力。

    90年代初，在完成了《庆阳地区志》司法分志的编写任务后，我卸去了《司法志》主编的担子，由司法处调到了地委党史办，原以为随着工作的调动从此后便同档案“拜拜”了，再不闻那令人作呕的樟脑味了，可谁料想鬼使神差地又一次翻起了档案。尽管一提起查档头就大了起来，尽管深知这项工作是那样累人。

    到了新单位，我接触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搞上世纪50年代后期给庆阳、平凉两专（地）区干部工作造成很大影响、困扰干部思想多年的“国民党党团合并案”专题。我开始再次频繁出入于两地区和有关县档案馆。通过查阅大量档案，理清了全案线索，还了此案的历史原貌。原来，所谓的“党团合并案”，是临近全国解放时，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为扩充其实力在政治上所做的垂死挣扎，由于当时革命形势的逼迫，此事并未善始善终。在1957年的“肃反”运动中，发现线索，大加追查，逐一过关，仅在两个地区就认定了5000多名案内成员。可想而知，这在50年代干部缺乏、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对当地各项建设事业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后来，由于案内成员不断申诉，省、地曾几次复查，但因左的思想影响，直至1978年才彻底平反。搞清此专题后，我写成了《有错必纠，知错必改》的文章，在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后，曾使许多原涉案人员热泪盈眶，唏嘘不已，尤为令他们感动的是我在文后总结的“政治运动遗患无穷”、“人的问题须得慎之又慎”、“历史的问题应历史地去看待”等三点教训。

    工作了近年，断断续续同档案打了二十几年年交道，直至三年前调入庆阳市政协工作后才终止了查档。几十年中，我利用档案中获取的大量资料，完成了两部书稿、一个专题，其中由我主编的《庆阳地区司法志》同《庆阳地区志》一道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先是被庆阳地委、行署，嗣后又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全区、全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同时，我也利用档案资料上反映出的庆阳老区历史状况，撰写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数十篇获得了国家、省、地（市）奖。

    二十几年翻阅档案的酸甜苦辣，惟我心自知。我也由此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不闻樟脑味，哪有信史存。要写出信史，就离不开吃苦，离不开大浪淘沙般地查档，挖掘档案。随着档案事业的日益繁荣，档案这位“历史老人”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亲睐和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