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当我将调入档案局时，亲朋好友以及原单位的同志们都笑着说：“呵呵，你年纪轻轻，就进养老院了。”这半调侃半讽刺的话语，在我的心里激起不小的涟漪。

    当我跨进坐落在县政府角落里，有九间平房，散发着玫瑰花香寂静的小院时，心中升起一种温馨的感觉。也许是儿时看的战斗片太多，“档案”二字在我的心目中，是两个充满神秘、神圣的的字眼。想起抗战时期，地下党员为了保住一份珍贵的档案资料，费尽千辛万苦，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情景。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热爱档案工作，做一位严守机密，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合格的档案工作者。

    深入档案工作，我深感并不向别人所说档案局是个养老的地方，它职责明确、任务具体、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全局分设为：管理股、指导股、编研股、法制股、办公室。管理股：是负责档案的进馆入库编目归类，档案的八防措施，随时提供利用。另外还有档案装具的管理销售等任务。指导股：是负责全县各单位的指导升级达标工作。编研股：是负责档案编研，是档案部门根据馆（室）藏档案和社会需求，在研究档案内容的基础上，编写参考资料、汇编档案文件、参与编史修志、撰写论文专著。法制股：是负责档案的宣传和监督工作。

    我除了管理股还兼做着指导股的工作。县直各单位的档案升级达标时，请档案局的人去指导，由于各单位的档案员都是兼职，根本忙不过来。我们便坐下来帮他们收集各股室的档案，然后分类、编目、立卷、归档、编写检索工具。每当这时我们都是加班加点。记得去年十月份，永和县坡头乡的档案要升级，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一连几天都是工作到晚上十二点才休息。望着累得睁不开眼的同事们，心想：这正是无怨无悔、忠于职守、无私奉献着的档案工作者高尚的工作作风。

    档案库房里有明清档案、旧政权档案、革命历史档案、建国后档案。还有收集齐全保存完整的新华日报、人民日报、前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工人日报、解放军报、山西日报、山西政报。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以及各种古代史书与诗集等珍贵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除了建国后的档案外，大多是五十六十年代收集进馆的。

    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非常贫穷，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但从收集的资料上能清楚地看到，在国家极度贫困的状况下，并不缺乏对档案工作的支持。改革开放后，社会建设加快步伐，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相对应的各种档案资料收集应该更多才是。但是恰恰相反，八九十年代后收集进馆的资料，却在逐渐减少。其原因主要是：县档案局库房暴满，各单位普遍建起了档案室，但也有只注重经济工作而忽视档案工作的倾向。认为档案工作出不了政绩，搞档案工作投资见不了成效等。严重制约了档案工作的发展。

    闲暇时，我会走进档案库房，翻看珍贵的资料与建国前档案，深感历史留痕于档案之上,岁月凝固于档案之中。那用麻纸裱糊一新的明清档案里，多半是欠条、卖房卖地的契约，从中似乎能看到几百年前，饥寒交迫的村民们，寒冬腊月，为了渡过年关，在欠条契约上摁下含着血泪的红手印。旧政权档案里，民不聊生，四处逃荒的情景也历历在目。革命历史档案里，能看到红色老区的人们，支援前线，筹集粮草的身影。妇女们围坐在院子里纺线织布纳鞋底的笑声似乎还在革命老区的空中回荡着。一九三六年红军东征，毛主席率中共中央总部人员在永和工作了十三个日日夜夜，并召开了军事会议，将“抗日反蒋”的方针，调整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的策略。依据革命历史档案的记载，二00六年五月，在毛泽东率东征时居住过的永和县上退干村，落成了“红军东征纪念馆”。以此可见档案工作的重要性。

    我也时常走进资料库房，档案局库房里珍藏的资料在书店和别的地方是绝对看不到的。在资料库房里我如饥似渴地翻阅着，会忘了下班的时间，有时我干脆打了借条，带回家里去读，读完后如数奉还、完璧归赵。因了档案工作这一特殊的行业，为我之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政府系统的单位比较，档案局的确是清水衙门，除了稀稀落落的查档案的人，很少有人光顾，这里除了清静还是清静。人常说：“动荡的年代，档案局就相当于保密局，是国家的重要单位。但是到了和平年代，都把经济建设放在了首位，档案工作相对置后了。”还有人笑着说：“你们保管的档案是纸张，如果是钱就不会这么冷清了。”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档案是历史的写真，是古人的足迹，是现代建设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是用多少钱都不能买到的珍贵文献啊！档案的重要性在档案资料提供利用的当中，能得到更大的证实。

    那是一九九八年的腊月的一天，中午十二点时，我锁好了库房门准备下班，“小妹，能不能等一等，给俺们查个文件？”一个操着河南口音的五十多岁的妇女问。看到我不解地望着她，她连忙解释道：“俺们是从河南来，刚下车，知道你到了下班时间，可是没办法，这文件急着用。”我连忙打开办公室的门，笑着说：“请进吧！需要什么文件我一定给你查找。”那位大姐笑着说：“那太好了。”说着向楼下跑去，我回头看到楼梯上一位喘着粗气七八十岁的老人，扶着栏杆走上楼来。那中年妇女边扶着老人边说：“他是俺的远房伯父，儿子去世了，生活无依无靠，现在和俺们住在一起，他听说：从前工作过的只要查到原始资料，就能落实政策。俺说家里也不缺你的一点口粮，可他执意要来，俺也没办法只能跟着来了。”

    我和中年妇女扶老人坐在椅子上问：“那么您老人家是在永和工作过了？”老人咳嗽了几声后回答：“俺叫李林才，一九五一年俺来到永和，起先在木业社工作，后来调到搬运社的。”我疑惑地问：“那你为什么没有退休金呢？”他说：“一九六二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俺的老母亲也病了，就赶回河南，再也没有来永和。”“大叔您们坐着，让我到“个人档案”里查一查。”我打开库房，找遍了“工人档案”里姓李的名单，也没有找到李林才的名字。我走出库房问：“大叔，您确定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吗？”“俺只有一个名字，从来没有改动过。”那中年妇女着急地说：“小妹，是不是找不到啊！麻烦你再找找，俺们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我笑着说：“大姐，请放心，我一定会全力查找的。我再次走进库房，打开了劳动局的档案，那时计算机还没有普及，机读档案还没有实行，我便一本一本地，逐页逐字地认真查找，终于在一张发黄的集体人员的表格里找到了李林才的名字，中年妇女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小妹妹，你真是个好人，太谢谢你了。俺们这趟没有白来。”我笑着说：“不客气，做为一名档案工作者，为大家提供利用，是我份内的事。”我陪他们到复印部复印好档案，盖好印章交给两位远道而来的利用者时，已经一点多了，我锁好档案库房的门，走在回家的路上，心中想着老人因档案局提供的详实资料，能领上养老金笑逐颜开的样子，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我在档案局工作的十几年中，接待利用者几千人次，查阅档案十万多卷。利用者有调动工作的、有编史修志的、有查找房屋地契的、有城市规划查建设档案的。更多的是党政机关于各种上下级文件的查阅利用。

    一位名叫董婉琳六十多岁的女人，曾经是北京的知识青年，下放到永和来插队。后来嫁给临近县城的小伙子，安家落户、生儿育女。去年夏天她来到档案局，我们及时查找到了知青办董婉琳的手续，为她出具了证明。

    她带着京腔呵呵笑着说：“我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了，这一生就在这大山里过了。可是孩子们想闯出去，和他们的外婆外公表兄表姐们在一起，他们向往北京盼望到首都去落户啊！幸亏你们馆里的档案保存齐全，要不让我到哪里找这么珍贵的材料啊！太谢谢你们了。”我们笑着说：“这应该感谢你来永和插队时六七十年代的档案工作者们，他们认真负责，收集齐全，整理规范，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今社会，人们都说没有钱买不来的东西，那么请问：几代人踏过的足迹，留下的印记，以及这些珍贵的资料他们能用钱买来吗？不能，即使是花尽世间的钱财这些珍贵的资料遗失后，亦是万难买回来的。

    去年我去省里开会时，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在会上提出，档案后库的问题。档案后库：就是将现在档案库房内存放的档案的备份，存在档案后库里，在自然灾害日渐频繁的情况下，以防国家珍贵资料的流失，对发展经济加快城市建设造成损失。

    十几年来，我在这洁净的兰台上一路走来，我越来越喜欢这里的清静。因了这份清静，我由一个第一学历是初中的普通工作者，成长为《文学月刊•季度版》主编，《纪实半月刊》的特约记者，中国访谈网的特约记者，陆续有诗歌、散文、小说、登载在各刊物上。其它单位的人找我谈话想让我调离档案局，被我婉言谢绝了。因为兰台之上没有经济利益的纷争，有的是严守机密、爱岗敬业、无私奉献、高尚的工作操守。我愿守着这片净土，迎着兰台上的幽香，义无反顾地一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