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间，自外文社老干部处接到外文局办公室发来的为6月间“国际档案日”开展活动的征稿文件。今年是我走进外文局大楼50周年的纪念年（1963-2013），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在外文局里我先后在外文出版社图书编译部（图编部）秘书组，外文图书出版社（图书社）业务组、总编室，改革开放新时期图书社正名回复外文出版社称谓的基本知识编辑室、文教编辑室、政文编辑室、第一编辑室工作，1996年退休后又为原外文社副牌新世界出版社（后独立离开外文社独立成社）返聘至2006年始结束了在外文局的坐班族当办事员、编辑匠生涯。在这漫长的在外文局度过的从青年到老年的悠悠岁月里“档案就在我身边”。

（一）

    先回忆我的个人档案的一些奇妙经历。

    1963年刚走进外文局大楼，在分配工作之前，当年外文社的领导、后外文局副局长江牧岳即接见了我，谓读过我自大学附来的个人档案，知悉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被辅导教授评为优秀，故特别决定分配我到图编部秘书组工作。1964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党总支委员胡文辉老师自穗晋京，在景山公园召集去年自中山大学分配到北京的同学开座谈会，了解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学在京的工作、生活情况。我当时对未能实现当编辑、记者而去当秘书、行政办事员深以为憾。而胡文辉老师则说，“你们的局长从你的档案里了解到你毕业论文的成绩再分配你做出版社的秘书行政工作，可知你的大学生档案受局长的重视，秘书工作并不比编辑、记者低档，而是更受领导信任的佳例。”鼓励我应更加努力地服从分配好好工作。过两三年开始“文革”，忽然像全国一样，在外文局也刮起抛档案的歪风，我的大学生档案也曾被造反派抛出，竟查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的辅导教授詹安泰原为中文系系主任，1957年却被打成“右派，这样一来，曾被江牧岳局长赏识的毕业论文便成“修正主义反动教育土壤”里培育的毒草。我因出身好（家庭出身为工人），大学刚毕业没有什么历史辫子可抓，便在文革早期图书社两个造反派大联合时被吸收为图书社“大联委”里专抓业务工作的“委员”。到“大联委”由“革委会”取代时，据说因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右派教授赏识的，当然为非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毒草，便无资格自“大联委”转入“革委会”。到“文革”落幕后，落实政策也包括落实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大毒草的错误批判的政策，母校中山大学知道我的毕业论文在“文革”的遭遇后，特地从档案里把那篇被詹安泰教授评为优秀的毕业论文《论屈原赋之怨》破例地借寄给我，使此论文“文革”后即被复旦大学蒋孔阳教授收入他主编的《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里。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和我的个人档案里有关毕业论文和我的故事，就可看出人事档案对个人有着多么重要关联。

（二）

    每个人都有一部人事档案存在他学习、工作的学校、单位里。在回忆个人档案里因毕业论文受到右派教授的赏识而受其累的那段“文革”出现的荒唐史之外，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文革”时刮起的在全国抛档案的那股歪风。外文社曾于1950年和1951年先后出版了刘少奇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英文版。当时出版这两部书是由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亲笔来信布置下这个党中央指示翻译此两书的出版任务的。当年田家英虽为毛泽东秘书之一，但他的来信布置出版刘少奇著作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室的名义发出的，可见建国初年，毛泽东也是同意推动出版刘少奇这两本书的英文版的，但在抛档案恶风中，图书社首先就抛出田家英关于出版刘少奇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英文版的指示信件，上纲上线说图书社和成立外文局以前的外文社是“刘邓走资派黑统治的王国”。在抛出的档案中，还抛出1953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杨宪益翻译的屈原《离骚》英文版的书稿档案。除当时杨宪益已被当革命对象横加批判外，连出版此书英文版时，郭沫若亲笔信关注此书出英文版一事也横加批判，因当年连郭老也逃不过受“革命批判”的厄运。至于何其芳主编的《不怕鬼的故事》英文版，当年并未署名何其芳主编，而是以科学院社科部文学所主编的名义出版，但此书的书稿档案里有何其芳主编此书时写给外文社的许多亲笔信，遵毛泽东指示主编《不怕鬼的故事》的何其芳也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打倒，便不论他主编的这部书是受毛泽东之命的而照批不误，……在大抛书稿档案风潮中，外文局的图书出版大受灾难，但当年批判归批判，这些书稿档案抛出后还不至于被毁灭，至“文革”中后期的“备战”阶段，这些书稿档案便装箱转运河北易县易水畔紫荆关的外文局“战备书库”里。还有一部分未转藏紫荆关“战备书库”的书稿档案，留在社里不久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不少。至今外文社的书稿档案极不健全，以致去年建社60周年大社庆出版社后来人对出版社的历史也多无从了解、知焉不详了。

（三）

    人类的文化史、文明史，向来十分注意历史记忆。中国古史《左传》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典故，《旧唐书》也有“以史为镜”之论。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位记忆之女神叫摩涅莫绪涅，是一位美丽的女神，象征着人类的记忆是美丽的。而档案就是历史的记忆。历史被造假、歪曲之中，往往在历史档案上做文章，在“文革”中档案被混乱地抛出以至乱戴“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帽子，这是丰富历史档案遗产遭遇过的大灾难。档案应是历史真实的记忆。在“国际档案日”的纪念日里，在我走进外文局50周年的历史回顾中，我忽然浮现出半个世纪中档案与我们的这些联想。捍卫、保存档案，让档案不再受难，不再被歪曲篡改，不再被各种罪恶利用，永远保留着美好的真实的历史记忆，永远呈现美丽的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的尊严和丰采，这就是我在“国际档案日”想到要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