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在中国有着十分古老的历史，档案是由人类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一份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在古代把管理档案的机构叫兰台，这称谓就很有中华文化的气韵。一座档案馆就是一座文化殿堂。远的不说，就说眼前，当你走进青海省档案馆时，就会被那深沉厚重的文化气息所吸引，你仿佛穿越在岁月的巷道中，收益多多。其实，在这座庄严的圣殿之外，民间还流散着大量的档案文物，等待着有心的人去发现、去认知。这些档案文物是国家档案的后备和补充。现就本人亲历的几件事，说说我与民间档案的小小缘分。
启功先生亲加鉴定的一方古印
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境内，方圆数百公里的大草原上、昆仑山中有古墓2000余座，经考古发掘，得知这些古墓时跨南北朝至唐代，历经四百余年的风雨沧桑。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诠释着青海人文历史的灿烂辉煌。由于解放前马步芳曾派人对一部分古墓进行盗挖，加上年深日久、风蚀水淹，一部分文物就流散在了民间。
1980年的秋天，我的老友蔡敏忠从热水乡骑马来看望我。他从怀中掏出一方小小的古印给我，说这是扎玛日村的牧民角巴从一处塌陷的墓穴中捡得，他当作吉祥物佩戴了三十多年。后因家中牲口不平安，活佛打卦，说与墓中之物有关。于是他将此印交给了当医生的蔡敏忠，叫他代作处理。蔡敏忠知我对历史文物略知一二，所以就将此印赠送给我，问有没有用处？
古印长宽各3厘米、厚0.2厘米，紫铜铸就；印背正中有一蛇形钮环；正面篆刻“谨封”二字，篆文浑厚，刀法纯熟，古风犹见。经我这个门外汉的一番“研究”，认为此物出之隋唐，是古代保密专用印章。凡出征大将或使者向皇帝呈报重大军情、政情的公文密封必加此印，以示保密，此印不但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档案，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1986年6月21日的青海日报《以都兰县热水乡发现一方古印》为题作了报道，引起文物界不小反响。其后，有文物贩子两次登门，表示愿出“好价钱”收购此印，但都被我回绝。我认为此物应归国家所有。
1989年，我将此印捐赠给了省档案馆，省档案馆给我颁发了奖状。“谨封”归馆藏档案全宗号001。并在《青海档案馆指南》一书中写道：“此类印戳在青海属首次发现。它对研究隋唐时代行文制度和邮信方式，以及中央王朝与当时生活在柴达木地区的吐谷浑、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等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此印也收入国家档案馆所编的《中华档案精品要览》一书，说这也是全国迄今发现的唯一铜质封印。
为了坐实此印的文物价值，2002年，省档案局领导亲持此印赴北京，特请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著名的文物鉴定大师启功先生对此印作鉴定。在启功先生的亲自指导下，由他的高足、著名的敦煌学者、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先生做了鉴定，并在启功专用的信笺上写出了六百余字的鉴定意见，并请启功先生过目认可。认为此印出之唐代前期，“弥足珍贵”。
省档案局根据启功先生的鉴定书，将此印报送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馆。2003年10月10日，由“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文物咨询委员会”联合召开的评审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此印在目前发现的同类印章中，具有独一性，故将“谨封”印列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谨封”印得到终极认定，成为青海省档案馆镇馆之宝之一。
吹拂去弥漫在古印上的历史烟尘，始知这方寸之物，在倾诉着从中原到青藏高原的多少兴亡事，铭刻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一段亲情融合史。我为此印能够进入青海省档案馆而深感欣慰。
只花4元钱，将一份重要档案文献请进了省档案馆
闲来无事逛书摊，是我打发时光的一种方式，时有所获、乐在其中。一次在南门外的一个书摊上，见到了一本册子，是用最低劣的黑笼纸印刷的，书名《青海省狩猎动物资源考察》。翻开一看，原来是一份重要的科学考察成果报告。
这份考察报告的背景如下：
青海省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其贮量和种类在全国位居前列，不少种类是青藏高原或我省特有。野生动物资源是我省资源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省野生动物资源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央和省上有关部委的重视和关注，为了使这份珍贵的资源得到保护，加以合理开发，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由林业部、中国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院、青海省林业厅、畜牧厅等单位，调集16位著名专家学者，10名行政后勤人员，组成了青海省野生动物资源考察队。于1961年对青海境内的野生动物资源进行了首次大面积的科学考察。由于当时三年困难尚未结束，这次考察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解决生活困难的历史烙印，故这次考察的全称为“青海省狩猎动物资源考察”。
这次科学考察野外作业四个月，继而进行了三个月的内业工作，取得的成果分三类：
一、形成的文书档案有：（1）青海狩猎动物资源考察队工作报告；（2）青海省海南、果洛——草原、湖泊、高山、森林栖居地类型的狩猎动物资源调查报告；（3）青海省狩猎业生产规划草案。
二、图表有：（1）青海省狩猎动物资源图；（2）各类野生动物标本绘图；（3）各类统计分析表格36张；（4）青海省狩猎动物资源考察队外、内业工作总结；（5）青海省海南、果洛地区鸟类兽类名目。上述档案资料共计8万字。
三、根据考察所得的各项资料，吸收了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青海工作站、中科院甘青综合考察队在青海历年工作的成果，完成青海大部分地区野生动物资源的种类、贮量、分布以及经济价值的调查、统计、评估工作。
四、这次考察还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多种野生动物，如雪鸡、马鸡、野牦牛、麝等珍稀动物的种群结构、栖居地貌、食物要求、动物行为、分布界线以及与环境的关系等，获得了一大批第一手科研资料。
考察报告提出了五条建议：
一、要求尽快建立全省统一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机构，制定狩猎事业管理办法，迅速扭转乱捕滥猎的混乱局面；
二、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保护各类稀有珍贵的野生动物，对野牦牛、藏羚羊、野驴、雪豹等应明文规定为禁猎种类；
三、提出对白唇鹿、马鹿、马鸡、麝等开展活捕，人工驯化、饲养、繁殖试验工作；
四、提出建立禁猎区和自然保护区的设想，开展系统的科研保护工作；
五、提出对某些具有很强生命力，体大肉多鲜美而经济价值又很高的野生动物，如野牦牛、野驴、盘羊、马鸡等开展家野杂交等新课题研究，为畜牧业培育新品种，为开展野生动物生物药物学创造条件。
这次大型科学考察的成果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考察有力地推动了我省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的开展。报告明确提出“野生动物资源与森林、矿藏等一样，都是国家的财富，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在当时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报告对当时野生动物资源任其破坏，无人管理的现状，作了如实的反映和剖析：“许多机关、部队、工矿企业、群众团体等的狩猎队，更是不分季节，不论公母成幼，不管是否珍贵稀有，一律乱捕乱猎；有些单位甚至不惜大量使用自动武器，采用大兵团围剿，逐巢捡鸟蛋等竭泽而渔的方式行猎••••••使过去因有成千上万头野牦牛、野驴而得名“野牛沟”、“野马滩”的地区，几乎都变成了无牛沟、无马滩。”报告用一些翔实的数字对此情况作了补充：玛多县1960年猎取野驴6927匹。（外县猎取数无法统计）同年，玛沁县部队13人狩猎组，在半月内猎获野驴肉1.5万余公斤等等。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充分说明了当时我省野生动物资源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因此，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极有针对性和紧迫感，得到了中央和省上有关部委的重视和采纳。1963年初，青海省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关于切实保护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布告》。布告还规定了野牦牛、野骆驼、白唇鹿等9种野生动物为禁猎动物。划定青海湖、祁连林区等12处为禁猎区。从此开始，青海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总之，这份考察报告对青海的野生动物资源做了深入研究，观点新、立论高、看得远。字里行间充盈着对野生动物的人文关爱，对野生动物惨遭戕害的深切忧虑。对研究我省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提供了宝贵依据，对实现省委提出的“生态立省”的战略目标，都有着现实的存史资政意义。
这次科学考察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和在高寒缺氧地区进行的。装备和条件都十分差，考察队员们备尝艰辛，完成了任务，他们的精神令人敬佩。在考察期间，中科院叶熹然同志和青海畜牧厅张友芳同志，因遇突发山洪而不幸牺牲，他们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事业埋骨青山，值得后人永远纪念。
由于当时经费有限，故这份报告只作为内部文件，印了100本，大都散失不存。我曾询问上世纪80年代任省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主任多年的袁锡先生，他只知这次考察而不知有这份考察报告，故此份报告可能已成省内孤本。我花4元购得此书，2001年我将这份这份珍贵的考察报告捐赠给了省档案馆。
4元钱在当时能买一盒中档香烟，但我认为我付出的这4元钱有更高的含金量。
湟源县火祖阁中藏名匾
火祖阁屹立在丹噶尔古城闹市，此阁始建于乾隆年间，呈正方形，顶层的阁楼，雕栏画栋，飞檐如翼，秀雅古朴，为丹城标志性的古建筑。在一次闲喧中，作家井石先生说，阁中藏有冯玉祥所赐的匾一方，这句话又拨动了我那只有半根的文化弦。我想亲自看一看，但此阁从不开放，多次绕阁三匝，而中不能见“庐山真面目”。无奈之下，相求于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李国权同志，问能否照一张照片给我。国权同志一口答应，不几日就送来照片和有关资料。原来此匾不是冯玉祥所制，而是与他关系极为密切的薛笃弼先生所赐。
薛笃弼（1890-1937），字子良，山西人。1911年毕业于山西政法学校，同年参加辛亥革命，任河东军政分府主办的《河东日报》社长，鼓吹革命，不遗余力。1914年在冯玉祥麾下任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深受冯的赏识和信任。1921年随冯入陕，先后任长安县长、陕西禁烟都督、陕西与河南财政厅长。1923年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长，后兼国务院代秘书长。1924年任内政部次长、京兆尹。1925年任甘肃省长。1926年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部财政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卫生部长、水利部长等职。国民党中央第三、第四届候补执行委员、第六届执行委员。
薛笃弼在任期间，勤政廉洁，恪尽职守，特别是在禁烟、禁赌、禁蓄婢纳妾、禁止妇女缠足等方面，颇有政绩，名重朝野。
民国十六年初，他轻车简从，到湟源查访治域，体察民情，遂赐“勤朴忠诚”四个大字，每个字下都有4句16字的诠释之词，由当时湟源知事鲁秉周书写制匾，悬挂于火祖阁。
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劳苦不懈、始终如一。
朴：实事求是，崇俭去奢。戒骄戒躁，兴业客家。
忠：尽心竭力，善其所事。爱国爱群，务坚尔志。
诚：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
“勤朴忠诚”是薛笃弼的做官理念，做人原则。他以此严格律己，也以此劝导属下官员和百姓。这在国民党腐败的官场中的确是鹤立鸡群，难能可贵。
1948年薛笃弼辞去了国民党一切职务，回上海当律师。
1949年3月代总统李宗仁亲到府上造访，邀其出任行政院副院长，薛婉辞不就；不久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陈诚亲到上海薛家，邀请他全家去台湾，并许以高官厚爵，薛笃弼以奉养双亲为由加以拒绝。解放后，薛笃弼闭门谢客，打算不再出头露面参与政治。
毛主席对薛笃弼十分关怀，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之前，召集党内外人士座谈，就今后政协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做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现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名单是否完全？完全的事情世界上是没有的。这次就把薛笃弼给忘了，将来可以补上，缺点哪年都有的，可以改，可以补救。”
1956年1月30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薛笃弼作为特邀委员参加。当晚聚餐时，薛被安排与毛主席同席。同桌的还有周恩来、张治中、卫立煌、名医是施今墨等。席中，薛谈及他在国民党政府中履任要职，不胜愧疚。毛主席亲切的说：“你是冯玉祥将军郑重推荐给蒋介石的。是国民党政府里难得的清官廉吏，真是野有遗贤啊！”从此薛笃弼走向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努力工作，得到各方敬重。
我曾与李国权同志合写了一篇题名“野有遗贤——薛笃弼先生留在湟源的匾文”的文章，在多家刊物发表。彰前贤之德，启后来之人，此为档案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匾属实物档案，将它的人文价值发掘出来，则对增加古城的文化底蕴，启迪德育或有裨益。
为档案工作添砖加瓦尽绵薄之力
我只是一个业余的档案文史爱好者，故为档案工作所做的事，自然十分有限，不足挂齿。但青海省档案局（馆）对我所尽的绵薄之力，仍给予了十分的肯定。多次邀请我参加档案庆典等重大活动、有关档案发展的座谈会、专题研讨会。我认为受人之托，就要忠人之事。每次会议我都要事先搜集资料，认真撰写发言稿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省档案局（馆）领导能够认真听取，有所采纳，这使我甚感欣慰，颇有半个“兰台使”的感觉。
2012年，省档案局（馆）编写出版《档案史料资政》一书，约我为特邀顾问。我认真参与了资料汇集和文字撰写工作。并提供了一些具体建议和意见。供局（馆）领导参考。《档案史料资政》充分发挥了档案资源信息库的作用。内容精湛，紧贴省情，论说大事，着眼当前、展望未来，内容充实，立意高远。是一册专供省委、省政府领导以史资政的文集。
其栏目有“最新动态、观察思考、专题研究、背景介绍、资料选编”等块板。这本文集为我省档案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也是档案工作以史为鉴，参与重大政事，档案资源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新尝试，有着现实的和长远的社会意义。
青海是一方古老的热土，沉积了丰厚的人文资源。单从档案的角度看，民间遗存的档案文献、实物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就个人的阅历所见，有古老的家谱、诰命、名人墨迹、照片、契约、当票、佛经、委任状、书信、清末戏剧手抄报等等，蕴含十分深厚。这些档案实物引导着我步入岁月的巷道，品味历史，亲近古人，是一份独特的文化大餐。拜观每件文物档案之后，我都要再三叮嘱持有人，这可是珍贵之物，一定要保护好，子孙传留。我觉得这是我应尽的一份责任。
这份责任感，多少促成了一位民间档案收藏家藏品整装问世。
刘平先生是西宁人，他省吃俭用、奔走四方，倍尝咸苦，收藏了一大批民国档案。总数有180余件、1000余页。内容涵盖民国时期青海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等多个方面。特别是民国时期青海军政要员马麟、马步青、马步芳、魏敷滋、马肇业、马秉忠、马彪、黎丹、王玉堂、马祥臣等人的亲笔信札；民国时期省政府的训令、委令、会议记录、往来公文；以大商号“永和祥”为主的商业文书、京津地区皮毛百货的行情清单、票据、账册、来往函电、请帖等等。这些档案是民国时期青海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且大多数档案现于省市档案馆。因此，在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批文献时，我觉得十分珍贵，很有存史和研究价值。
刘平所藏的档案也早已名声在外。曾有宁夏、临夏等地的档案馆及一些个人，多次造访刘平，表示要重金购其全部或一部。刘平经济很不宽裕，所以在他与我相商时，我力主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所存档案不能出卖，一定要保存下来，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归宿。
我说的“好归宿”，就是先将这批民间档案整理出书，介绍给社会，再待机会成熟，由国家收藏。为此，我多方奔走，但终因能量有限而无果。而我所能及的事，就是将其中的几件档案加以点评，在多家刊物上发表，以期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
现在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好时代，沧海只有识珠人，我将刘平藏档向多年关注青海文化事业、并建树良多的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先生作了反映，引起了他的重视。他约我造访刘平府上，那些堆积在只有十平方米客厅的文档让鲍义志先生甚感惊奇。他说：“一个平民百姓，能有如此的爱好和蕴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鼓励刘平的所作所为，并提笔在一本档案汇集册上题了“披沙厘金收藏不易，证实历史，弥足珍贵”的赞语，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答应尽力相助。其后，在他的运筹奔走下，省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将出版刘平藏档纳入了本年度工作计划，使刘平出一本书的梦想落到了实处，本人也应邀作这本书的特约编审，甚感荣幸！
值此，在6.9“国际档案日”来临之际，我作为一名文史档案爱好者，谨致衷心祝贺。并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档案事业，使蓬勃发展的青海档案事业更上一层楼。斯为写此小文的初衷也。 | 